赵兰香
去年的６月２３日，与我朝夕与共、相伴相依６０年的丈夫耿飚永远地离开了我。悲痛伴随着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着他，６０载风雨年华一幕幕反复地展现在眼前，我怎能忘却他同我携手度过的每一天！
在一间教室里举行婚礼
１９２３年，我出生在甘肃省庆阳县城内。我的家非常清贫，父母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父亲的思想虽比较保守，而母亲却比较开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不顾世俗偏见，送我到学校读书。
１９３７年，红军部队解放了庆阳城。不久，在我曾就读的庆阳女子小学来了三位从延安派来的女干部，从事教学工作，开展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力量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冲破了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成为庆阳县城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后来我正式担任了学校的国文和美术教师。
１９３７年秋，八路军１２９师３８５旅进驻陇东防区，旅部就设在庆阳（陕甘宁边区２３县之一）城外田家城。当时耿飚同志担任３８５旅副旅长兼政委、参谋长、军法处长，并任庆阳县城防司令。而３８５旅政委甘渭汉同志的爱人赵文为正好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１９４０年夏季的一天，我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的八路军首长，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有些清瘦，但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的粗布军装已经洗得发白，风纪扣系得严严的，一副严肃的军人姿态，但讲起话来却文雅和气。赵校长介绍这就是３８５旅副旅长耿飚同志。记得当时耿飚和蔼地同我聊起了家常，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渐渐地我感到这位首长对人诚恳、亲切，没有一点官架子，心中对他暗暗有了好感。后来我才知道，我和耿飚的相识并非偶然，那是甘政委、赵校长夫妇在有意识地为我们两人牵线搭桥。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两人间的交往。但当父亲得知耿飚要娶走他唯一的女儿时，却坚决地表示反对。父亲希望我能在本地找一个家庭比较富裕、有一定身份的女婿，不再为贫困所累，他和母亲将来也可有所依靠。
然而，耿飚渊博的知识、平易近人的作风，尤其是他从一名钳工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传奇经历，已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暗暗地下了决心：“非耿飚不嫁。”父亲最终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１９４１年７月５日，我与耿飚的婚礼在庆阳女子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举行，３８５旅的首长、我的同事及亲朋好友参加了我们简朴而热烈的婚礼。大家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愿我们天长地久，白头到老。我的心情又幸福又激动。我们虽没有山盟海誓，也不需要甜言蜜语，但是我们的心为共同的理想在一起跳动。我们庄严地举起酒杯，互相勉励，一定要革命到底。
兼任司机的大使
１９５０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到外交部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批１０位大使之一。他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军队。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耿飚依然风度翩翩，英俊里带着将军的威严。我们经过简短的准备和学习就踏上了奔赴外交岗位的漫长旅途，开始了我们长达２０年的外交生涯。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出任西方国家的大使。刚到瑞典时不懂外文，工作不便，他聘请了当地教师，到大使官邸来教我们英文，后来我们都可以用英文应付一般的社交活动。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开车。起初有人顾虑大使开车会有失身份，但是他却认为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勤劳、平等和合作是一种美德。后来，瑞典报纸称赞他为“兼任司机的大使”、“掌握方向盘的大使”。
在２０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担任我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公使）、巴基斯坦、缅甸和阿尔巴尼亚大使。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亲历亲行，他用最短的时间使自己从一个革命军队的高级将领转变成知名的外交家。
１９６８年“文革”期间同众多老干部一样，耿飚也受到了冲击。由于他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陈毅部长工作，当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强迫他揭发陈毅，污蔑中央的外交政策是“修正主义”。耿飚坚决地顶住了压力，坚持了原则，不向造反派低头。
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御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文革”结束后，耿飚先后担任了不同岗位上的重要职务，中联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无论党派他到哪里，他从来没有讲过价钱。每一次在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的时候，他都会像当年在革命战争中一样地说：“坚决完成任务！”
他是个重感情而又正直的人
生活中的耿飚是一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人。早在当红军时，他就学会了开汽车、修手表，当时军队中有许多同志的手表经过他的修理。建国后，修表仍然是他的嗜好。他还喜欢刻图章，不仅给自己刻，还给我和每个子女都刻了图章。
耿飚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在耿飚参加革命后，他的家受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的报复欺压，结果一贫如洗。我们在延安学习期间，其父曾千里迢迢，从湖南赶来探视。他久闻毛泽东大名，对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十分敬仰。耿飚将父亲的心愿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见了父亲，邀请懂中医的父亲留在延安“为人民服务”，两人相谈甚洽。其父随即回湖南，打算对家人作了安排以后返回延安，不料在回程的途中，不幸失踪。其母自耿飚走后，受贫病折磨，加上日夜思念儿子（耿飚是家中的长子）哭瞎了双眼。我还记得在延安接到母亲噩耗那天的情景：耿飚呆呆地站在窑洞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有落下，我上前劝慰，他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随后，他独自去了空旷无人的延安机场，在那里，他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了一场。
耿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自己的时间多了，准备安排一次甘肃之行，重回陇东。他的心里始终装着陇东人民，怀念着我们相遇和结婚的地方。１９９１年，耿飚和我商量想回庆阳去看看，特别是想在庆阳庆祝我们结婚５０周年的纪念。我欣然同意，我也很想念阔别５０年的家乡。在７月初的盛夏中，我们又来到当年我所任教的那所学校，来到我们举行婚礼的教室，来到了田家城我们住过的窑洞……我很激动，５０年前的美好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住在县招待所，当晚，招待所外人声鼎沸，耿飚叫小女儿耿焱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女儿回来报告说，外边黑压压来了一群老百姓，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告状的。保卫人员多方劝阻，群众也不肯离开，后来我的亲戚转给我两封告状信。
离开庆阳那天早晨，耿飚接见了县里所有的主要领导同志，到场的还有甘肃省顾委的负责同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讲述了一件往事：“５０年前，我们３８５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了队伍准备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我坚持要执行纪律。但是连那个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来求情。我决不能允许人民军队的战士欺压百姓，所以仍然坚持执行纪律。这时候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说到这里，他大声激动地说：“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他的话音在回荡。
耿飚的一生，无论走到哪里，在多高的职位上工作，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群众。
耿飚同志已离开我了，我们相濡以沫近６０年，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日子。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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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纪》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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