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访羊山

耿兴余

    山生土长乱石间  少时惜别老大还
    转瞬时过六十载  寻根问祖访羊山
    我出生在陕西镇安北羊山的干沟（今茅坪镇甘沟），但由于很小就到关中上学，对北羊山概况及其那里的先辈知之甚少。
    2005年4月中旬，我以寻根问祖的愿望来到北羊山，对那里的自然环境和我的先民们作了一次较深入的访问。
羊山属秦岭山系，分北羊山和南阳山，两山相隔45公里，北羊山位于镇安县城东南65公里处，东至茅坪、西至青铜关，跨越干沟、熨斗等8个乡镇，最高处海拔1920.5米，其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世间少有。山南有子房洞，相传西汉张良在此洞栖身修行，山顶有张良庙的废址。庙西有仗口，是太平天国顺天兵战败当地乡勇的古战场。古时，这里是原始森林覆盖，人类的进入，特别是近代，尤其是1958年大炼钢铁，把所有的森林砍伐以光。改革开放退耕还林以来，这里通过飞播造林和人工栽植，森林又开始生长。
    我重点采访的北羊山，山面布满石灰石形成的奇形怪状的石林，百姓们在石缝中挖出黄土，见缝插针地种上玉米土豆，养育着这里祖祖辈辈的山民。我小时候在这里吃着玉米土豆长大，到了关中，本地老叫我“洋芋疙瘩”、“山蛮子”。
    在北羊山，我在走过地方数了一下，可见的溶洞及天坑就有三十余处。石井村的马家洞，蒿坛子的黄龙洞等石笋石柱千姿百态，钟乳石荧光剔透，大处有五十余平方米，小处难以通过。黄龙洞内，水在洞底延伸，清澈见底。石笋从水中长出，石柱直插水底，洞深未测。好一个神秘的世界。整个北羊山，溶洞群相互连接，七扭八拐，通连鄂陕。
    由于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结构，使得我出生地的北羊山中段，水从溶洞地下流走，因而形成常年缺水的干沟。但是，到了北羊山的东麓水峡，及西段北侧的山根下西口，水从溶洞流出，清澈见底，形成河流，长年不断。
这，就是北羊山，我出生的山野，这,就是北羊山，我母亲的祖籍。

    外爷 外婆

    我的外爷故居在北羊山干沟垴上的阳坡贬。外爷叫杨安秀，他的父亲叫杨顺国，兄弟五人，他为老四，大哥杨安春、二哥杨安怀、五弟杨安堂。外爷是个忠厚刚直的庄稼人，他不识字，但学得一手精斟的兽医技术，谁家牛有了病，他掰开嘴一看，就知道得的什么病。一根长5寸的钢针，烧红扎到舌下，再灌下几牛角汤药，牲口的病就好了。我见过他诊断牛病是那样准确，说话是那样干脆，声音是那么宏亮，在整个山凹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为牲口看病，从来分文不取，他以种地的收获养育着妻儿老小。
    外婆名为卢明香，河南新郑人，小时候家里是棉花商人，白花花的棉花仓库堆积如山。一次她和嫂子去看棉花库，她用小手拿着一盏麻油灯，对着一堆蓬松的棉花点着，又把它熄灭，再对着一堆棉花点着，又用小手熄灭，就这样开心地玩着，棉堆面上的火灭了，但棉堆内部却酿成灾难。她姑嫂俩离开棉花库不久，一场棉花库房的大火爆发了。主事的家人暴跳如雷，要追查失火的原因。那时，姑嫂二人吓得魂飞胆丧，连夜出逃。十二岁的外婆卢明香和嫂子，沿着现在的陇海线路小道向西逃，未带一身衣服，未带一点干粮，饿了沿门乞讨，渴了池塘饮水，困了在别人的屋檐下栖身。在途中她与嫂子失散，后来姑嫂二人再未见面。就这样，12岁的外婆，靠着一双小脚，数月后逃到陕西，进入终南山，在北羊山的阳坡砭被外爷杨安秀父母收养成童养媳，14岁与外爷成婚。
    外婆的特殊经历和中原富家书香门弟出身，使她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坚忍不拔。随着她结婚与成熟，很快成为杨家主妇，主持着一大家人的事务。在她看来，没有冲不破的阻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办不成的事。她思维敏捷，口才流利，教子有方,以理服人，不管家里或亲戚邻里，谁家出了难以解决的事，只要她出面，就能将一切摆平。临近十里，没有人不佩服她的。她和外爷的忠厚正直，勤俭豁达以及对人的厚道、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影响了几代人。直至今日，我们还是按照外爷外婆的理念，来培养教育后代。

    舅舅的故事

    阳坡砭，位于北羊山的西口与甘沟交界石门垭的山凹里，在座北向南的两间草房里，生下大舅杨德厚，二舅杨德苍，母亲杨德兰，小舅杨德功和小姨。杨德厚大舅后来迁往关中淳化石桥乡，在一个叫富德前康村定居，不足四十岁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杨文斌，女儿杨文梅后来也迁居那里，都在英年早逝。
    二舅杨德苍青年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家里留下他不满意的婚姻配偶张舅娘，张舅娘有男子般的体格，一把好劳力，不能生育，与外婆相依为命。1955年与外婆也迁往关中淳化县，现在她与外婆的尸骨都埋在淳化。德苍舅离家后永无消息，说他被拉壮丁，不如说他为了逃婚。我曾经设想他去了台湾，也设想在台湾的国民党退伍老兵中找到他，这次来访时，忽然得知十年前，他的淳化的孙子曾在电视寻亲节目中，看到台湾杨德苍的名字，如果健在的话，他已93岁了。
    我的母亲杨德兰生于现镇安县西口镇石井村阳坡砭，关于母亲的经历，我后面详述。
    小舅杨德功继承了外爷兽医技术，解放后参加工作，成为西口区专业兽医，于1986年退休。1997年病故。关于小舅，有一段神奇的故事，1947年，国共两党斗争激烈，驻在茅坪的新四军和驻在西口的保家部队经常开展拉锯式战争，1948年3月的一天，新四军下辖联访队在西口樊家冲附近抓到五个“国民党保家团练头目”，实为当地农民，其中有杨文凯、杨德胜、熊天、赵开佑和杨德功。认为这些人搞“团练”（军事训练）、为国民党保家办事，于是五花大绑把他们拉到茅坪，吊在房樑上，用竹棍考打，要叫他们招出谁是保家团练头目，但他们都说自己是农民。谁也没有招认，后来从杨德功舅舅口袋里搜出一个名单，上面记着许多姓名和账目，于是考问的人认为他可能是头目，就将他重点严刑考打，打昏过去，又用冷水浇头。苏醒后杨德功还说自己是本份农民，后来考打的人问他身上为什么装着人名清单，他说那是当地百姓敬火神时送的礼单，后来审讯的人把此礼单送到当时八路军联访队一名领导审看，领导认为，这是真的。于是向杨德功道了歉，释放了他。就是这一张账单救了小舅的命，其余四人因无确凿脱身证据，被定为团练分子，用石头砸死。
    杨德功离开茅坪前，八路军交待了他一个任务：“知道国民党保家团练的情况要及时报告”，这样，杨德功就成了八路军的情报员。杨德功托着遍体鳞伤，在干沟泰山庙我家住了数日，母亲给他擦洗伤口，为他补养身体，痊愈后他回到樊家冲老家。国民党保家部队头目知道杨德功受了八路军考打，想拉他为保家团练头办事，并透露了国民党军队于某月某日分五路：从西口、水峡、四峡口、曹家川和大垭同时攻打茅坪八路军的消息。这个消息，杨德功传给八路军他的联系人安吉兴，八路军得知此情报，在大垭口派12名战士，两架机枪。守候在北羊山的青岩头，从清晨5点守到8点还不见动静，守候的五六个八路军到杨德功家里吃饭喝水，并报怨他提供情报不准。正在这时，山上守卫人员大喊：“敌人来了，黑压压一片。”几位战士顾不得吃饭，拿了几块豆腐边吃边往山上跑，这时机枪声已响，保家部队头目艾广清和鄂保四团伪军受到沉重打击，交战一小时后，打死国民党反动军队百余人，八路军12名战士无一伤亡，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青岩阻击战。
    小舅杨德功情报准确，胜仗有功，八路军发给他半块写字盖章的红布。一位领导交给他时说：“今后如果我们胜利了，你拿着这块布来找新政府” 。这一块红布，杨德功卷好，塞进了一个竹筒，放在房檐里。但到了解放时，他再去取那块红布，红布怎么也没有找到。每当大年三十，他都将孩子们聚集在火炉旁，讲述着这段永生难忘的故事。

    红军战士赵善堂

    母亲杨德兰的前夫叫赵善堂，我们小时候问到母亲时她只是讲：“他不成器，不管家。”再多的情况她不愿讲，因为那是一段辛酸而沉重的往事。?
    2003年9月，我到镇安县做旅游资源考察，临结束时，突然看到哥哥赵教文的一个调查记实，木王镇月平村五组村支书王业志证实，赵善堂曾在那里活动过，1936年农历2月19日被木王乡公所联保队长赵克乾指使赵克祥将赵善堂枪杀，罪名是红军奸细。
    回到北京，我向县委管组织党史的冯少贞副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批示派人调查此事。2004年6月21日，中共镇安县委组织部和县史志研究办公室给我回信，肯定了当年赵善堂向联保队长赵克乾借枪借人，准备攻打解放前镇安县四大地主熊、刘、倪、王之首的柴坪镇熊家寨子的历史事实。但否定了“红军奸细”之说。?
    2005年4月19日，我又从哥哥赵教文那里得知,一个叫赵开保的老人似呼说过赵善堂约他一起当红军的线索。于是我约了哥哥赵教文于4月20日驱车前往镇安县余师乡米粮寺二组拜访赵开保老人。
    赵开保，84岁，身体尚健，记忆犹新，他见到我之后，双手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说“你妈是个能干的人，你妈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在赵家引着你六十二哥，（哥哥赵教文的小名），把罪受够了。”“我几十年都没有说呀！怕你妈知道了难过。赵善堂1935年秋天，约我从甘沟晏家坡出发，经水峡到米粮川参加红军，在米粮镇接待我们的红军穿的都是便衣，跟老百姓一样，我看到屋里有十一、二个红军战士，召审我们俩人的是一个大个子，很和气。当时我年龄小，个子也矮，没有被收留，赵善堂被留下跟红军走了，从那以后杳无音讯。我是从水峡走回来的，回来几年后被国民党抓了两次壮丁，一次抓到陕西潼关，叫我当司号兵，一月后班长给我钱，叫我到街上买菜，我买了两个大饼跑回了老家。第二次又被抓到河南信阳鸡公山打日本鬼子，我们叫日本兵打死剩下三个人，我是在死人堆里逃出来的。”
    据县志记载，1935年1月9日，红军程子华，徐海东占领镇安，发布“告人民书”，同年2月14日在米粮川成立第一届中共镇安县委、苏维埃政府。赵善堂参加红军，及后来他到西路木王一带做红军地下工作，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我再次给县组织部和史志办写信，请求组织再次调查，我深信，母亲的前夫赵善堂是红军，是革命的先烈，沉睡近70年的红军战士赵善堂被杀害一案终见天日。
    据甘沟晏家坡86岁的樊月金老人回忆：“赵善堂是一个好小伙子，高高个儿，漂亮的很，长长瓜子脸，火红的脸膛，读过十二年书，好精干的小伙子。”他出生在干沟晏家坡核桃树坪，大约1933年在一个叫吊楼子的两间小草房里，与母亲杨德兰结婚，婚后迁往毛家沟的梅子沟一个叫壋地的地方。两间坐南朝北的草屋，住着赵善堂俩口和其祖父母，他们租种着姓陈一家的一片山地，一年的玉米土豆养活不了一家人，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母亲在这里生下了大哥赵教文，因为那年教文哥的爷爷六十二岁，所以他的小名取为六十二。赵善堂的爷爷曾组织“红枪会”，打富济贫，同时也与茅坪一带回族对立，结果叫回族烧了那两间草房。1935年初赵善堂一家又迁回了甘沟晏家坡核桃树坪，还住在那间座东向西的吊楼子草屋。不久赵善堂到米粮川参加了红军，至此，再未回家。后来家人听说他在西路（镇安县西部木王）被枪杀。

    母亲的苦难

??? 母亲杨德兰1912年4月1日（农历2月14日），出生于现西口区石井村阳坡贬，后与父母迁往晏家坡，又迁住樊家冲。樊家冲，北羊山中段最高山峰下的一个山凹，海拔1700余米，那里高寒缺水，只能种玉米和土豆，荞麦和燕麦在那里也可以种植，但产量很低，山凹里有几块平地，我母亲及其全家几辈人，就靠这几块地养育成长。
母亲1933年与赵善堂在赵家梁子核桃树坪结婚。赵善堂参加红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家里人瞒着母亲，不让她知道实情。母亲带着60多岁的曾祖母和一岁多的教文哥、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以给别人做衣服做鞋挣钱度日，她常常看着北羊山峰顶发呆流泪，今后的日子如何过下去，孩子怎么长大成人？
在一个阴霾的冬日，她背着一床棉被，被子上背着一岁多的哥哥，引着年迈的曾祖母，走出那两间矮小的吊楼子草屋，从晏家坡出发，经西口、龙洞川等，向云镇古道沟哥哥的二叔赵善强家投靠。干粮吃完了，到路边的人家要点剩菜剩饭，天黑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栖身。过河时，她把哥哥先背过河，放在被子上，叫他不要乱动，又走过河对岸扶着曾祖母淌着齐膝的水走过来。一双小脚的母亲，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河，也记不清走了多少天，后来到达云镇古道沟。这个沟里，住着赵善堂的弟弟赵善强一家。母亲和哥哥被安排在一个偏屋居住下来，母亲还是为别人做针线活挣点工钱度日。
    寄人篱下的日子，使刚强的母亲又产生了回干沟赵家梁的想法，数月后，母亲又背着哥哥，拉着曾祖母回到了她结婚时那两间吊楼草屋。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耿振文，1910年3月24日 （农历2月14日），生于陕西长安白鹿塬北桑村，祖辈是关中农民，他的爷爷在鲸鱼沟岸割草被回民造反队杀害，他父亲三十岁时因吸大烟离家出走，撇下我的曾祖母、祖母、父亲及两个姑姑。一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仅有的九分地和两间破厦子房是祖传家业，无论如何养活不了这一家人。无耐之下，父亲领着我的祖母及大姑从关中的白鹿塬离家，沿路乞讨到终南山。在一个叫梦家台的山沟里，半坡住着一家姓李的，李家有一个跛子，取不到媳妇，祖母答应把大姑嫁给李跛子，这样，一家三口就在梦家台落了脚。我的曾祖母后来饿死在白鹿塬家中，数天以后，临居才发现她倒在水缸旁。
    大姑嫁给李跛子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喜”，喜先天智力不好，喜出世不到两岁，李跛子就死了，后来大姑回到关中，又嫁给了白鹿塬北方村一个姓封的地主做二房。又生了一男一女。就是这个“喜”，与大姑相依为命，一直陪伴着大姑活到七十多岁，大姑死后七天，她也死了。
    奶奶在终南山梦家台定居后，父亲开始给人挑脚，背东西到山外来卖，后来他自己做起了生易，从卖头绳、火柴到卖布匹。摇着一个搏朗鼓，走村串户，沿村叫卖。后来到了干沟一带，茅坪逢集赶茅坪，西口逢集赶西口，有时也到熨斗、山羊、郧西、四峡口卖货。父亲在陕南做生易，物美价廉，公平交易，为人亲和正直，是镇安东乡有名的好货郎，大家都亲切称他“耿货郎”。

    母亲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和自由恋爱

    母亲住晏家坡核桃树坪吊楼子，正在大路边，父亲卖货时常从那里过身，有时也到母亲家里歇脚。这样时间长了赵家就七嘴八舌地说母亲坏话。赵家在干沟是有权势的家族，特别是赵开春，凭着自己权势横行乡里，他不许母亲改嫁，改嫁也由他说了算，他想把母亲卖出去，自己收钱。母亲看透了他的用心，坚决反对他的控制。母亲说：“我的事，我做主，不要你们管我的事。”这声音，在那个封建社会，那个封建家族里，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一次婚姻自由的革命。
    自那以后，母亲父亲的交往越来越多，他们相识相爱，心心相印，在家族指责谩骂、抄家，众人议论不解中，他们冲破层层枷锁，走到了一起，成为中国三十年代婚姻自由的先行者，成为中国小脚女人冲坡封建礼制的典范。
父亲和母亲自由结合后，赵家一度闹得厉害，扬言要把母亲处死，由于父亲当时为人正直，感动了当地有权势和有名望的毛全翙和毛全福，由他们出面说服赵开春和赵氏家族，承认她们的自由婚姻。不久我的母亲怀了二哥。
母亲父亲结合后，赵开春仍不罢休，又在大哥赵教文的归属上做文章，他说“赵教文是赵家人。”硬是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哥哥，送到了云镇古道沟赵善强家里。哥哥到了古道沟，8岁开始给一个叫申光明的家里放了一年牛，后来又给曹述元放了两年牛。每年挣两匹布，全交给了叔叔赵善强。放牛时别人下雨向家里跑，哥哥下雨时向山上跑去赶牛，那时每天放牛还要背一挎篮猪草或者干柴，如果不背回东西，就给哥哥吃冷饭。小小年纪无鞋穿，上山时赤着脚。脚上长了厚厚茧子，连毛栗壳踩上去都不知道痛。
    1938年11月26日，赵开春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大哥赵教文，当时正直母亲怀二哥临产，母亲顾不得自己的身体，满含热泪撵着大哥, 大声哭叫着,向北羊山痛诉着这骨肉的离别。由于过度悲伤，回来的路上，在距吊楼子家里还有半里的地方,在一个大石旁生下了二哥，后来我的父亲从西口赶集回来，碰到母亲生了孩子，就把孩子用布一包，放在筐子里挑着，拉着母亲回到核桃树坪吊楼子家里。

    泰山庙前的瓦屋

    母亲生二哥坐月子时，父亲才租了泰山庙所属的两间瓦屋。
    泰山庙，位于干沟中部，坐东向西，有大殿、二殿，南北侧殿。大殿里塑有玉皇大帝，诸位尊神。院落有古柏，整个庙宇修建在用青石砌成的一丈多高的石坎上，周围柏树成荫。土改前，当时西口的学生以破除迷信为由，拆除了神像，这儿改成干沟乡公所。后来又改成干沟小学。
    我家租住的两间瓦房，就在当时泰山庙左前方百余米处，属泰山庙房产，座西南，面东北，依山而建。后面是北羊山的主峰。瓦屋右下砍有水井，左上坡不远处有天坑。门前有两块较大的平地，平地里的直角小路通向泰山庙。正对泰山庙的是一个石坎砌成戏台子。
    1941年6月2日，我在那两间瓦屋出世，在那里渡过了七岁童年。1944年4月5日，我的四弟耿兴彦在这里降生，1946年我的妹妹金凤（大名耿兴芳）也在这儿出生。
    在泰山庙瓦屋居住，是我父亲和母亲新生活的转折，是在干沟诸户中兴起的又一户兴旺人家。父亲货郎担的生易越来越好，后来从关中接来了我父亲的二叔耿廷奎。二爷一辈子未婚，记得他对我们兄弟很喜爱，我们常被他举在肩上到处玩耍。

    岩屋洞

    岩屋洞在干沟口下面，蒿壇子东面山岩上，高出河道三十余米，是一个进身二十余米的山洞。?
    2005年4月11日。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胡万成同志陪我到干沟，参观了水峡风景村后，在毛浓丹家吃饭，毛浓丹的母亲说浓丹的继父徐唐成曾经说过，我的父母曾经住过岩屋洞，发现这个新线索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难道我是从岩屋洞走来，这白毛女住的地方，我父母也住过？但根据当时我母亲前夫被杀，我父亲逃荒陕南遇到母亲的苦难经历，我认为大有可能。在无依无靠，他们都在穷困撂倒的情况下，相依相爱，很有可能被赵家赶出住在这里。
    送走胡万城书记，4月12日我又返回甘沟，在当地调查了81岁的吴周吉、86岁的樊月金，据他们说我父母没有在岩屋洞住过，第三天下午，我又同儿时同学毛仪恋、毛仪鸳前往三十余里外的毛家沟、水峡调查，据说，肯定有姓耿的在岩屋洞住过。说是叫耿廷碌。这时我慌然大悟，那些年代，跟我父亲到干沟作生意的有白鹿塬我们村上的耿胡陆，（大名耿廷碌），如果他在那里住过，我父亲就是住的次数不多，时间不长，肯定也在那里住过。因为那里是货郎作生意去四峡口必经之路，洞在路旁山岩三十米处，路也好走，当地人躲反常成群结队在那洞里居住，那个不用掏钱的“宾馆”，住一住不是也挺好吗？
    带着崇敬的心情，2005年4月14日，由当地书画艺术家毛浓丹陪同，我探访了岩屋洞。
    岩屋洞，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洞口用大石砌墙，洞宽约8米，深约20余米，高约十几米，成牛角状，里小外大，洞的左侧和正前有1.5米高的石台，上面平整，像一个弧形的圆炕，能睡十几个人，右面靠岩壁处，是生火做饭的地方。顶上溶洞的钟乳石倒挂，千奇百怪。站在洞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现住北京的我，父辈曾住此洞，曾在猿人住的环境里创家立业。曾在这儿把我托向高处，送往峰端。望着这洞，我心酸了，落泪了，父亲啊父亲，你奔波一生，怎么把这样的苦难曾未讲给我听。
    我站在洞内，久久不愿离去，这儿曾住过的先民，这儿曾住过的父辈，我记着你们人生坎坷的路，记着你们创业的艰辛。
    在洞口，我看到了水峡居民的新居，看到了镇安的变化，看到了古都西安的兴盛，看到了北京奥运村旁我居住的高楼耸立。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崭新的世界。

偶遇奶妈

    在北羊山甘沟的采访中，遇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花白的头发下，映射着一幅略代红润的脸膛。眼睛很显然模糊不清了。
    她从两间瓦屋的高坎上下来，似乎对我很熟：“你是丛娃吧！你是丛娃吧”。我的小名叫丛林，母亲和当地老人为了好叫，都叫我丛娃。“你上一次回来，我就要去看你，但我去时，说你已经走了，我好失悔啊（后悔的意思）。”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向母亲见到儿子一样。
不一会，旁边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小时，她还给你喂过奶。”
    我大吃一惊，真有此事吗？我旁边的几位儿时好友解释说：“这是真的，那时你一岁多，他的大儿子刚刚出世不久，那时你妈身体不好，奶不够吃，你又很瘦，你妈就抱着你到她怀里吃奶。”
    我算了一下，她比我只大17，那么说，她17岁就有了孩子。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义，但在那个时代，又算不了什么新鲜事。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有病，我又是个依恋母亲的孩子，总想吃奶。为了给我断奶，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我曾叼着外婆那干痹的奶吃个不停。
    母亲50年前离开这里，未曾提及，1996年去世，无法对证。今天看来，甘沟的乡亲们都这样说，那应该是真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用母乳曾哺育我的这位老人。我理当报恩。
    我扶着她，走向她的家里。她淘淘不绝地问着我家的情况，问着我父母的情况……。
    我为老人拍了标准照片，并与她合影留念。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些钱，她无论如何不要。她说：“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一面，我就很高兴了。”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给我喂过奶，你是奶娘，我这只是表达一点心意，但恩是报答不完的。”说后她留了下来。
    临走那天，我去向她告别，她已在路边的田地里点种玉米，我看着她那饱受苍桑的神态，粗糙的双手，八十多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不仅一阵心酸。我握着她的手，祝福她多保重身体，有时间我还会来看她。
    我放开了她那粗糙的双手，向远方迈步。她在向我招手，我几次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告别。
    再见了！曾用年轻乳汁哺育过我的深山奶妈。
    再见了！北羊山名叫刘初礼的老人。

    土地

    土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属私有制，中国的少数人，占有着中国的大量土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深得人心。
    土地，在旧社会，是祖业，是家产，是穷富之分的界限，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没有地就得受剥削压迫，就得当佃农，当长工。祖祖辈辈就得受穷。因而那时，中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一生。
我的祖父，在长安白鹿塬，只有九分地和三间“半边盖”的厦子房。传给我父亲的就这点家产。九分地那时要养曾祖母、祖母、爷爷、二爷、父亲和两个姑姑，是不可能的。因而父亲自民国十八年逃荒，研肩磨担，靠着一双肩膀，一根扁担，为我家在关中白鹿塬买了十八亩地，在陕南甘沟买了半边山坡。
    白鹿塬的十八亩地，是他经过近15年的奋斗，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现大洋购得的。
    他在关中购地时，已是1949年至1952年的事了，记得1953年，我父亲已在关中买了一头牛，准备弃商从农，过一过“十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记得那时有地三块：一块在南岸湾，在北桑村的东南面，东西走向，很长很长，宽度也不过六、七米。还有一块在八里坟，在村的正南面一个土坎上，方方正的。还有一块在村官路南面的土壕上。
    为了这十八亩地，父亲奋斗了半生。到1956年合作化以前，我们家每年卖购粮，交公粮已经是用大车拉了，那几年，可以说我家真正过了几年丰衣走食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解放后买的地，土改时定成份还定成了一个中农。五、六年后又拉牛交农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大锅饭吃着，但日子每况於下，农民越来越苦。
    陕南北年山干沟兰草凹的那块山地，我只知道上齐猪头石，下至河道，东至山梁分水岭，西至小河沟。总共有多少亩，说不清，反正是沟沟砍砍的乱石窝，下边有几块较大的慢坡地。
    那一面山坡地，是父亲用60匹布，从一个叫冯万忠的手里买的。听说冯万忠欠别人的钱，等着用钱，就卖掉了他的祖业。父亲买这块地，一则我母亲是陕南人，她一时不想回关中，二则为拴住我的大哥赵教文，作为继父的我的父亲，为母亲前房儿子购买一块地，为他留下一份家产，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也是父亲为人正直厚道的品格体现。
    我家购了兰草凹那块山地后，卖地的冯万忠曾不愿离开那里，还想在那里种地，1949年，我和母亲、妹妹回到陕南时，冯万忠已叫了他们的亲戚在那里开始种地了。母亲为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土地，曾于冯万忠等几个男人开展了一场夺地的生死较量，冯万忠仗着男人势众，母亲则以一个妇人的胆识与泼辣，与冯家大打出手。母亲打不过他们，就在茅坑里灌了一尿桶稀屎，在那些男人中抡来打去。结果，母亲胜了，那些男人们跑了。
    自那些后，母亲开始雇人种地，雇人开荒，我们也搬到了那块山坡地的两间茅屋。
    冯万忠失去了土地，气地得了精神病，在一个屋子里打打闹闹。他的一个儿子叫灯娃子，有点小偷小摸行为，结果叫一些学生用黄豆挤压耳朵，赶出校门。后来冯万忠一家住到了没人住的阴坡堖上。我这一次到干沟，听说这一家人已没有了。
    土地，谁拥有了它，谁就有了一切，谁没有了它，谁就没有了一切。我父亲在陕南北羊山买了那块山地，随着1956年我全家迁往关中，那块山地合作化时，也就随之归了集体。
    记得1991年父亲来到北京，有一次我曾讽刺他一辈子没有给后人留下家业。父亲当时看着我，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说。80多岁的父亲，曾用他双肩为我们置下的土地，因为社会的变革而归于集体，但父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给我们留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一笔财富，他比土地更重要，比金钱更宝贵。

    走向长安

    1947年12月27日，（民国三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在兵慌马乱中，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妹妹金凤，还有二哥的岳母毛全香、未婚妻候安琴及候安域、候安香、候安霞。两家人在漆黑的夜晚，打着灯笼，从干沟出发了，离别故乡，走向长安。走的原因是那里开始了打仗，目的地是关中长安白鹿塬北桑村。
    漆黑的夜里，父亲领着这群男女老幼，急冲冲的向西前进，父亲的担子上挑着两个孩子，我的妹妹金凤和候安域的小妹妹霞。那个时候，没有公路，路都是人踩出的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母亲和毛全香都是小脚女人，也不知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天亮时分赶到了西口。后来的路线是经铁厂、铁炉沟、宽坪、凤镇、马儿峡、蔡玉窑、沙沟岭、安沟、秦岭、汤浴、魏家寨、上原到南桑村至北桑村。记得在两叉河，八路军和国民党保家部队还打过一仗，我们住在一个木板门的客店里，早晨听到枪响，老百姓不许开门，当我在门缝里向外看时，看到一个人搜另一个人的身，看来那是八路军逮住的保家队员。那一仗在两面山头打了两个多小时，八路军取得了胜利。
    记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天，记不清在路上受了多少难，六岁半的我一双小腿，跟随母亲的一双小脚，翻越崇山峻岭，回到了父亲祖籍长安。在我们一行九人中，毛全香的小女儿安霞，由于路途的艰难与恶劣环境折磨，到了北桑村的第三天，就死在了白鹿塬。?
    1949年6月，我又同父母、妹妹回到了干沟，开始住在亲戚候家，后来又住到樊家冲小舅家，在那里渡过了一个饥荒的春天，吃过神仙叶、观音土、榆树皮。1950年我住到了干沟泰山庙左前方的两间草屋，那一年我9岁开始上学，第一任老师叫吴周德，他是个教私塾的老先生，第二任老师叫石显豪，第三任老师叫徐唐尧，我每一次到镇安都要去看他。?
    1951年父亲买了兰草凹半坡山地，从那以后，我家在陕南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两间草屋。后来父亲把在云镇放牛的哥哥接回家里，叫他也在泰山庙上学，兰草凹的山地，父亲是买给赵教文哥哥的，为了留住地，还给他取了个童养媳。哥哥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于1952年又回到云镇叔叔家。1949年5月17日，母亲在干沟兰草凹的草屋里，生了弟弟耿兴宽，1953年母亲又生了最小的一个弟弟，但不足两岁就死了，后来又抱养了妹妹耿彩娥。
    我是1953年初离开甘沟的，自那以后再未回过。直至参军、转业到北京工作后，1986年以红旗杂志社记者的身份到镇安县采访，到了我的出生地北羊山，我的故居甘沟。?
    1954年我的妹妹耿金凤，因缺医少药在兰草凹病世，时年9岁。1955年我的一个小弟弟在兰草凹夭折， 1956年我父母丢下兰草凹的那块土地，告别妹妹英灵，告别故居，告别亲友，告别干沟、告别北羊山，定居于长安白鹿塬。
    2003年9月，我到镇安做旅游资源调查，拜托少时好友，在北羊山下妹妹的坟前，竖起一块碑文，叙述了我一家人与北羊山的亲缘与情谊。2005年清明，我带着一束鲜花，来到北羊山下，来到干沟，来到兰草凹，来到妹妹的坟前。把它献给这山，献给这地，献给这里的亲人。临别那天，我再次到这个山凹，坐在妹妹的坟台上，久久地，久久回忆着那过去的事情。
    北羊山，有太多的记忆，北羊山，有太多的伤感。北羊山人民哺育了我，我永远记住这块土地，永远记住这里的人民。

    （2005年4月21日至24日写于镇安县城赵教文哥哥和侄女赵红霞家里，5月3日至6日改于北京西山）